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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問題不是真正的尊重

金陵刻經處:呂建福

關于“佛教教育”,就佛教本身而言,必定是學修并重的,也即是通常所說的是“知行合一”的教育,這是由佛法的特質和“解行并重”的修學原則決定的。佛學非一般知識之學,而是由解而行以至證悟解脫的實踐之學。近代學院佛教教育有側重知識教育的傾向,有其歷史原因。應該說是對傳統(tǒng)叢林教育法久弊深、尤以明清以后下焉者不學無術、上焉者也籠侗真如、顢頇佛性,不重佛學義理、大多空疏之病的一種反動。

在近百年后的今天,學院式佛教教育如何實現(xiàn)學修并重、切實以佛法的特質來培育僧才則已是一個很重要也很迫切的問題。尤其在世俗社會普遍重視“知識”(所謂“知識社會”)而忘失“智慧”的時代,這關系到佛教如何站穩(wěn)自己的本位、真正以佛法的修行來弘揚佛法、修己利人的根本。在這方面,學術界與佛教界的看法會有所不同,多年來在國內佛教學術會議上經常表現(xiàn)出來,在這次會議上也是這樣。表面上這似乎構成了“教界”與“學界”對佛教學術研究態(tài)度的不同,就此我愿意多說幾句,表達一下自己的想法。強調佛教學術研究需有“體驗與修持”的基礎,往往是“教界”的看法,“學界”則將之歸入“信仰”一邊,以為是信仰上的問題,對之既尊重又慎重,不愿深談。

實質上,無論教界、學界,關于佛教學術研究的基礎問題,本身應該可以作為一個共通的問題來研究,這樣有利于教界、學界的真正溝通和佛學研究的深入,回避不是辦法,應該說也不是真正的“尊重”。學術研究以客觀求真為基本態(tài)度,佛法也以“如實觀”為根本精神,本來并無深入探討的必然障礙。在我看來,通常將佛教界重視佛學研究需有“體驗與修持”的基礎歸為“信仰問題”,這在學術上是并不正確的,也是沒有明了真正的佛教精神的。而佛教界有些人強調佛學研究需有“修持”,若帶著“信仰”的情見,以為不信佛便不能進行佛學研究,同樣也是不明了佛法的真精神的。

我常以為,一個人開始不信佛法,而研究佛學,倘若真以客觀求真的態(tài)度去研究,久之將為佛教教理的博大精深所折服,愈來愈明了佛法關于宇宙生命的正確道理,漸漸會親近乃至相信佛法的,這就是“文字般若”的力量。由“見”而“信”才是“智信”。在原始佛教里,“信”的內涵就是“見”。

倘若研究佛法多年而不起信,以佛法的立場來看,應該說是尚未真正明了“佛法”的緣故。此外就佛學研究而言,也有領域的不同,除“法義”的研究外(傳統(tǒng)之“義學”研究),還有佛教歷史、人物、宗派、經典翻譯等方方面面的研究,以通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(如語言學、文獻學、社會學、史學等)對厘清佛教的某些史實、疏理佛教發(fā)展的脈絡、辨析佛教與社會的關系等,往往能得到極有價值的研究成果,應引起佛教界的重視,可為佛教自身建設、佛教事業(yè)發(fā)展之重要參考。至于“法義”的研究,即作為佛教內涵的“佛法”關于宇宙和生命究竟說了什么,以及提供了怎樣的方法去明了宇宙生命的真實,這方面的研究,無疑是需要有“體驗和修持”的基礎的,以通常的哲學、文獻學、宗教學等學術方法來研究,是很難中其肯綮的。即如儒家學問之研究,離了體驗,也很難把握其精義,何況發(fā)自人性對宇宙生命之深層悟證經驗的“佛法”呢!

當年熊十力與馮友蘭先生論儒家之“良知”,馮友蘭將其作為一個學理“概念”來探討,即遭熊十力呵斥,因為在熊十力的“體驗”中,“良知”是人生一個真真實實的“經驗”。佛法之“般若”、“空性”、“觀照”等概念和方法以及禪宗研究中之公案禪理,倘無一定的體驗和修持而作純學術的所謂“客觀”研究,大多是隔靴搔癢,得出的結論往往似是而非,這在學者本人卻是不自知的。當“積非成是”以后形成了所謂的“學術研究傳統(tǒng)”,對真正的佛法研究就構成了障礙,這在佛學界是屢見不鮮的。

即使就通常學術研究而言,當研究到“宗教”,若不重視宗教的“經驗基礎”,不去嘗試對“宗教經驗”哪怕作“比量”的了知,恐怕也很難說是客觀求真的學術研究。所以我認為將教界注重佛學研究之“體驗與修持”歸為“信仰”問題是不正確的。若有此共識,我想學界和教界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困惑也就不存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