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國佛教（解釋）

公歷紀元前后，印度佛教開始由印度傳入中國，經(jīng)長期傳播發(fā)展，而形成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中國佛教。由于傳入的時間、途徑、地區(qū)和民族文化、社會歷史背影的不同，中國佛教形成三大系，即漢地佛教（漢語系）、藏傳佛教（藏語系）和云南地區(qū)上座部佛教（巴利語系）。

佛教的東傳

印度佛教傳入中國的年代，依史料記載，有幾種不同的說法，如「秦始皇四年（西元前243）西域僧人室利房十八人齎持佛經(jīng)來長安」、「漢武帝元狩二年（西元前121）霍去病討匈奴時得金人，安置于甘泉宮」、「西漢哀帝元壽元年（西元前二），博士弟子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(jīng)」等。然在諸傳說中，一般以「漢明感夢，初傳其道」的說法最為有名，三國以來即被盛傳。

綜觀中國佛教初期的弘譯可分為二系：一為安世高小乘禪數(shù)阿毗曇系，二為支婁迦讖大乘方等般若系。這是由于時當印度大小乘兼暢之世，所以漢末二大譯師實代表印度佛教的兩大系統(tǒng)，也可以說中國一開始所接受的佛教便是兼具大小乘，這是中國佛教初傳的特色。

印度佛教最初傳入中國，因文化背景全然不同，故被視為與當時流行的黃老神仙方術(shù)同類，僅通行于少數(shù)的王公貴族之間，如楚王英「誦黃老之微言，尚浮圖之仁祠」、桓帝「宮中立黃老浮圖之祠」。爾后，在社會政治上，宦官外戚斗爭為患，天災(zāi)時起，黃巾起義，軍閥混戰(zhàn)而民不聊生；在學術(shù)上，兩漢儒家困于「經(jīng)學考據(jù)」、「讖緯合流」而抑郁難抒。因此平民、士子在長期生活悲苦、心靈困頓之時，佛教的無常及因果觀，紓解了他們的情緒，而方等般若的精深更啟迪了他們的思想。所以，到了漢末三國時代，佛教逐漸由上層遍及民間，由少數(shù)人逐漸擴展到多數(shù)人，弘化地區(qū)也由洛陽、長安往南方開展。

魏晉佛教史

魏晉以來，時局紛擾，傳統(tǒng)儒學名教解體，名士避世棄儒，趨附老莊「以無為本」思想而蔚為風氣，因其立意渺玄，故稱「玄學」或「清談」。當時佛教般若「性空」之學甚契此派「貴無」思想，又有學通儒道，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，有系統(tǒng)的融和、開展，故玄談名士莫不以「般若性空」充實其學，或增清談之資，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。

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(jīng)為主，朱士行曾于洛陽開講《道行般若經(jīng)》，并以「諸未盡善」而西行，求得《放光般若經(jīng)》，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。在譯事方面，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，曇柯迦羅譯有《僧祇戒心》、曇無諦譯出《曇無德羯磨》，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。

隋唐佛教史

結(jié)束南北分裂局面而開展的隋唐，是中國歷史上經(jīng)濟文化最強盛的朝代，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經(jīng)典翻譯、宗派競立的巔峰時期，其影響不僅深入中國各階層，而且遠播至韓國（高麗、百濟、新羅）、日本、越南，開啟各國佛教的燦爛新頁。

隋唐佛教的興盛繁榮，除得力于佛教本身在南北朝所奠定的穩(wěn)固基礎(chǔ)外，更有賴于國家的統(tǒng)一強盛及護持提倡。隋朝高祖文帝即位后（589~600），立即廢止北周毀佛政策，下詔修建寺院、重整經(jīng)像、設(shè)「五眾」及「二十五眾」宣講佛教義理，更以大興善寺做為譯經(jīng)的中心，計其一生致力于佛教的推廣，所度僧尼達五十多萬人，修建寺院三千多所，立塔一百一十座，寫經(jīng)十三萬卷，佛教在隋文帝時代的盛況可見一斑。

宋元明清佛教史

中國佛教經(jīng)過唐末、五代兩次的法難，以及朝代更迭的戰(zhàn)亂后，由于經(jīng)典散佚、寺院毀壞、僧侶受迫等，致使佛教幾乎到了衰萎凋落的地步。直至宋代始現(xiàn)復(fù)甦之跡，唯宋元之后至盛清八百年的佛教，因國運不興，佛教雖綿延不絕，然已不如隋唐時代的弘盛。自此，佛教一改傳統(tǒng)型態(tài)，逐漸傾向生活修行與宗派調(diào)和的路線。從彌陀信仰的結(jié)社念佛、禪院農(nóng)林的寺院經(jīng)濟生活，到與儒、道二家的調(diào)和及禪、凈、教、戒融和的現(xiàn)象，佛教融入了中國文化之中，此即宋元以后中國佛教的特質(zhì)。大體上，北宋一代（960~1126）佛教的復(fù)興較盛，南宋以迄明代世宗時期（1127~1566），則為平淡晦暗之期。明末穆宗（1567）至清代，再度興盛一時，唯佛教積弱過久，仍不及北宋的興盛。

中國佛教八大宗派

中國佛教經(jīng)南北朝時期的拓展發(fā)揚，隨著隋唐的統(tǒng)一，在經(jīng)濟繁榮、文化融和及帝王的護持等條件下，使得佛教經(jīng)典翻譯更有系統(tǒng)，義理更為明確，南北各學派的思想學說特色更加明顯，且因各有師承、專重的經(jīng)典及獨到的思想主張，于是八大宗派在隋唐正式形成，開創(chuàng)了中國佛教的黃金時代。茲將大乘八宗在中國的開展分述如下：

天臺宗

天臺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第一個成立的佛教宗派。奉《法華經(jīng)》為根本經(jīng)典，智者大師依據(jù)此經(jīng)「會三乘歸一大乘」的思想開展出「五時八教」的教相判釋，建立天臺宗的思想體系。本宗教學組織主要分為教、觀二門。教相門為一念三千、性具善惡；觀心門有一心三觀、三諦圓融等。本宗法統(tǒng)傳承，初祖上推至龍樹菩薩，其次為慧文--慧思--智顗--灌頂--智威--慧威--玄朗--湛然等祖師。隋朝四祖智顗（538~597）以慧文、慧思的禪觀思想為基礎(chǔ)，進一步依據(jù)《法華經(jīng)》撰述《法華文句》、《法華玄義》及《摩訶止觀》，開創(chuàng)出具中國特色的教義及教判理論，乃天臺宗實際創(chuàng)立祖師。入唐后，唯識、華嚴創(chuàng)立并大興，天臺相形失色，直至中唐，九祖湛然提倡「無情有性」之說，使天臺宗風大振，后世稱其為天臺中興之祖。唐武宗會昌法難及五代戰(zhàn)亂后，宗門式微，至北宋有四明知禮、慈云遵式的弘揚復(fù)興，民國以來則有諦閑、倓虛及慧岳等諸師的弘揚。

三論宗

三論宗是由鳩摩羅什傳譯龍樹、提婆中觀學，譯出《中論》、《百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，而奠定三論宗的理論基礎(chǔ)。主要思想是透過「破邪顯正」、「真俗二諦」、「八不中道」、「涅槃世間」的道理，闡釋《般若經(jīng)》「諸法空性」之義。其傳承法統(tǒng)為龍樹--提婆須利耶蘇摩--羅什--僧肇--曇濟--僧朗--僧詮--法朗--吉藏。羅什之后，因北魏太武帝滅佛，宗風不振，經(jīng)僧朗的復(fù)興，至唐朝吉藏，完成三論的注疏，又著作《三論玄義》，集三論思想的大成，因此被譽為三論宗的開祖。該宗至唐中葉后，因天臺、唯識、禪宗的盛行而趨衰退。臺灣研究三論者，以印順長老最負盛名。

唯識宗

關(guān)于本宗之傳承，于佛陀入滅后九百年，彌勒菩薩應(yīng)無著菩薩之請于中夜從兜率天降至中印度阿逾陀國之禪堂，說《瑜伽師地論》；無著稟承其說，著《大乘莊嚴經(jīng)論》、《攝大乘論》、《顯揚圣教論》；世親亦出《攝大乘論釋》、《十地經(jīng)論》、《辨中邊論》、《唯識二十論》、《唯識三十頌》等，更有所闡明；不久無性亦造論注釋《攝大乘論》，又有護法、德慧、安慧、親勝、難陀、凈月、火辨、勝友、最勝子、智月等十大論師，相繼制論以注釋世親之《唯識三十頌》，瑜伽宗風遂披靡全印。

唐代玄奘入印，師事護法之門人戒賢，具稟本宗之奧秘。返唐后，翻傳本宗經(jīng)論，弘宣法相唯識之玄旨。受教者頗多，以窺基、神昉、嘉尚、普光、神泰、法寶、玄應(yīng)、玄范、辨機、彥悰、圓測等為著名。其中，神昉著《唯識文義記》；玄應(yīng)著《唯識開發(fā)》；圓測作《解深密經(jīng)疏》、《成唯識論疏》等，門人有道證，著有《唯識論要集》，新羅僧太賢從其學，制《唯識論古跡記》，世稱海東瑜伽之祖；而窺基紹承玄奘之嫡統(tǒng)，住長安大慈恩寺，盛張教綱，世稱慈恩大師，著有《瑜伽師地論略纂》、《成唯識論述記》及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》、《大乘法苑義林章》等，集本宗之大成。門人惠沼著《成唯識論了義燈》，破斥圓測等之邪義，其下復(fù)有道邑、智周、義忠等。智周作《成唯識論演秘》，發(fā)揚《成唯識論述記》之幽旨，并注解其難義。

此外，《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》、《成唯識論了義燈》、《成唯識論演秘》，合稱為唯識三疏。日本之智鳳、智雄、智鸞、玄昉等皆出智周之門，均有所承學。其后，以禪及華嚴等宗勃興，本宗教勢頓衰，宋代以后稍見復(fù)興之跡。至明代，智旭制成《唯識論心要》，明昱作《成唯識論俗詮》，通潤作《成唯識論集解》，廣承作《成唯識論音義》等。

華嚴宗

華嚴宗因奉《華嚴經(jīng)》為根本經(jīng)典而得名。主要教義有「六相圓融」、「十玄緣起」、「法界三觀」等，總稱為「如來性起法門」。華嚴宗判釋一代教法為五教十宗，以《華嚴》為所宗，杜順和尚著《五教止觀》，即為此教判的奠基者，被譽為華嚴宗初祖。智儼大師撰著《華嚴經(jīng)搜玄記》等，奠定華嚴立宗的基礎(chǔ)，是為二祖。三祖法藏賢首大師，集華嚴宗的大成，建構(gòu)以「法界緣起」為本宗思想體系的理論，曾為武則天宣講《華嚴經(jīng)》，令其心開意解，茅塞頓開，故華嚴宗可說是在武則天的護持下，由法藏所創(chuàng)立。四祖清涼澄觀大師則漸融入天臺、禪宗的思想。五祖圭峰宗密禪師，倡導教禪一致。會昌法難后，華嚴宗門式微，至宋代，乃有子睿、凈源重興，元、明、清續(xù)有人才宣揚宗義，民國后，有月霞大師創(chuàng)辦華嚴大學，今有成一法師所創(chuàng)辦的華嚴專宗佛學院繼傳宗脈。

律宗

律宗以研習及持守戒律得名。東晉時陸續(xù)傳入《十誦律》、《四分律》、《摩訶僧祇律》、《五分律》等律典。北魏法聰弘《四分律》，慧光承之，繼而唐朝道宣律師更以大乘教義闡揚《四分律》，撰著律學五大部，創(chuàng)南山律宗。另與道宣同一時代的，尚有法礪所創(chuàng)相部律宗，懷素所開東塔律宗，合稱為「律部三宗」。后唯存南山宗獨秀，后代所稱的律宗即指此宗。南山律宗將戒律分為止持戒及作持戒；教理有戒法、戒體、戒行、戒相四科，判一代時教為化教及制教。

唐末五代，律宗與諸宗衰落，直至宋代，因有允堪、元照律師的弘傳，加上天臺宗師多兼弘戒學，律宗乃應(yīng)運中興。明末清初古心律師及其法嗣三昧律師在寶華山主持戒席達百馀壇，寶華戒壇名震一時。清末民初因有弘一、慈舟律師的弘揚，律宗乃存續(xù)不衰。

真言宗

此系漢傳純正密教，由開元三大士所傳之如來正密。非藏傳，蓋因八大宗派形成或完善在唐代，是為中國佛教八大宗派，而西藏舊稱吐蕃，非我大唐國土。因此中國佛教八大宗派自無其吐蕃之份，不可不知。

密教真言宗因受法身大日如來真實言教的傳授，且須經(jīng)灌頂?shù)热虢虄x式和秘密傳授方可傳習，故稱密教或真言宗。該宗以《大日經(jīng)》、《金剛頂經(jīng)》為根本經(jīng)典，主要教義為胎藏界、金剛界兩部曼荼羅所代表大日如來智德顯現(xiàn)的宇宙萬有之說；另以一切萬法的六大本體，四曼相大，三密用大，闡明本自具足如來德性，當身即是大日覺位，修習手結(jié)契印，口誦真言，心觀大日如來的三密加持，則能達到「即身成佛」，頓證當體大日佛位。密教思想早在三國時期傳入，至玄宗開元年間，印僧善無畏、金剛智、不空陸續(xù)來華，譯出弘傳《大日經(jīng)》、《金剛頂經(jīng)》后，始形成宗派。該宗傳承法系為：

龍樹（即龍猛）--龍智--善無畏--金剛智--不空--一行--惠果--空海。

真言宗在唐會昌法難后即受到嚴重打擊，唐末戰(zhàn)亂更是將其徹底毀滅，故真言一脈在中國斷絕一千兩百年之久。如今，慶幸的是惠果大師有先見之明，故將法脈傳給日本空海大師，大師歸國后大弘真言密教，并于公元816年在日本高野山建立金剛峰寺是為真言密教的根本道場（總本山）。

禪宗

禪宗的「禪」，即梵語「禪那」的簡稱，原義是心念的專一。禪宗即因主張以禪為生活中的修持而聞名。本宗以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著稱，此思想乃根源于佛陀在靈鷲山拈花示眾，迦葉破顏微笑的典故，成就了「以心傳心」的美談，此后歷代祖師「以心傳心」次第傳承。

南朝時，菩提達摩攜付法衣缽東來，被奉為中國禪宗初祖。再傳慧可，三傳僧璨，至唐朝四祖道信，融和達摩所傳《楞伽經(jīng)》禪法與《般若經(jīng)》離言絕相之教，進一步開展出「隨心自在」的禪修生活，成為中國禪宗的基本風格。五祖弘忍發(fā)展道信倡導的修行與農(nóng)耕結(jié)合，強調(diào)于日常生活中持守真心，成為自然的農(nóng)禪生活。中國禪宗即在道信及弘忍師徒的弘傳下正式形成。其后分為神秀、惠能二派，北宗神秀主漸悟說，南宗惠能主頓悟說。南宗因神會的力爭，乃逐漸取代了北宗地位，于中唐后獨盛。六祖惠能的弟子有荷澤神會、青原行思、南岳懷讓三系，后二系更開演為五家七宗，成為中國禪宗的主流。禪宗重視心性的特殊教法，雖歷經(jīng)唐末至明清各代的戰(zhàn)亂，仍能屹立不搖。今日臺灣許多道場如佛光山、法鼓山、中臺山等，皆為禪宗叢林，其影響之深遠可知。

凈土宗

凈土宗以專念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凈土得名。根本經(jīng)論為《無量壽經(jīng)》、《觀無量壽佛經(jīng)》、

《阿彌陀經(jīng)》和《往生論》等三經(jīng)一論。主要思想可歸納為信、愿、行三資糧－－由信發(fā)愿，由愿起行。行則包括四種念佛、十六種佛觀、發(fā)三種心、修五念門等種種法門，其中尤以念佛法門，仗佛愿力接引往生，三根普被，而稱為易行道。

本宗的弘揚以東晉慧遠于廬山結(jié)社念佛為開端，乃中國凈土的主流，后有北魏曇鸞的弘揚，至唐代道綽、善導承其旨。開元初年，慧日倡禪凈雙修、戒凈并弘的「不舍萬行」，承遠、法照、飛錫繼其說。因此，凈土宗在唐代可分為慧遠、善導、慧日三系。唯該宗并無祖徒相傳承的直接法系，直到宋朝石芝宗曉法師，將歷代弘揚凈土法門有重大貢獻者，如慧遠、善導、承遠、法照、少康、延壽和省常等諸位大師列為凈宗七祖，明代又舉袾宏、智旭，清代舉行策、省庵、徹悟及民國印光共成十三祖。

凈土法門不僅禪師力倡兼修，亦為天臺、律家所重，又因簡單易行，徹上遍下，無所不宜，故流傳廣遠，歷代不衰，至今仍弘傳興盛。近代臺灣以廣欽、煮云、李炳南及妙蓮等倡導念佛最具代表性。